豫剧春秋（4）第二章“苦难”和“苦中作乐”是豫剧的灵魂
在苦难深重的乡村，在空旷苍茫的田野上，在洪水过后的残垣断壁间，在一场大战后埋葬亲人尸骨的坟墓旁，一曲高亢而哀伤的旋律响起来，或是祭奠冤死苦死的孤魂，祭祀对敌作战中英勇牺牲的父兄；或是求祈老天开眼，年年都是风调雨顺；或是驱逐邪祟恶魔，让家人健康平安；或是讲述一段扣人心弦的故事，让弯腰劳作的脊背生出幻想的翅膀；或是来一段泥土味的幽默，让苦难的人暂时放下苦难，爆发出笑声……于是，一段戏文就出来了……于是，一个新的剧种就此诞生。
1、“苦难”和“苦中作乐”是豫剧的灵魂
开封是七朝古都，是一座承荷着苍茫斑斓的历史、淤沉着丰厚灿烂文化的城市，一锹挖下去，就可能是一块陶片，是一截断剑，是一个尘封的故事，是一个可以传世的经典，是一层层难以褪去光泽的绚烂。
“春花秋月何时了，往事知多少，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。 雕栏玉砌应犹在，只是朱颜改。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”这阕词已经传唱了一千多年，现在还在人们耳际回旋。它唱出了人间多少离合悲欢？唱出了世态的多少炎凉变幻？唱出多少人的惆怅和泪水？唱出多少人的悲苦辛酸？
公元978年，这首《虞美人》的作者，被宋太祖赵匡胤封为“违命侯”的南唐后主李煜，在开封城外西北角的逊唐李村过了几年担惊受怕、以泪洗面的日子，被宋太宗赵光义用牵机酒毒死。
作为一个皇帝，李煜是不成功的，但他精于书画，谙于音律，工于诗文，词的创作更是在中国文学史上树起一座丰碑。
历史有时总会戏剧性地再现。一百多年后，公元1126年，东京城被强悍的金兵攻破，次年，宋徽宗赵佶和他的儿子钦宗赵桓被金兵掳掠北去。
兴起在白山黑水间的游牧民族女真人，用鞭挞牛羊的鞭子，驱赶着这两位中原的皇帝，一路上风餐露宿，甚至靠采摘路边的桑葚野果解渴充饥，踉踉跄跄地来到几千里外黑龙江的五国城，在苦寒之地过了九年坐井观天的日子，最终冻饿忧愤而死。
在这九年中，金朝也曾“赏赐”赵佶一些东西，但每赏一次，都要让他奉上谢表谢恩。赵佶是中国历史少有可与之比肩的“文人”皇帝，他的谢表依旧写得文采飞扬，却蘸濡着斑斑泪水，浓浓血浆。
粗鄙的金人把这些谢表刊刻出来，在市场上广为出售流传，以展示自己的文治武功。这精神上的屈辱，比肉体的折磨，是对这位大宋荒唐皇帝更大的摧残。
和南唐后主李煜一样，宋徽宗赵佶也极有艺术天赋，他吹弹、书画、声歌、词赋无不精擅，书法方面自创“瘦金体”，绘画更是卓然而成大家。
有人说，宋太宗无端害死了李煜，李煜就托生成他的后代断送了北宋的江山。要不，怎么李煜和赵佶都喜欢诗词、歌舞、书画，并有极高的造诣，并且都为北国所掳，客死他乡，不但性情相似，命运更是相同？
不管赵佶和李煜有没有瓜葛，从他的身上，却能折射出开封城、开封人乃至整个中原地区广大人民所经受的苦难。
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中，《魏世家》和《魏公子列传》两篇，说到公元前225年魏的灭亡，一说“秦灌大梁，虏王假”，一说“虏魏王，屠大梁”，分别用了一个“灌”字，一个“屠”字。“灌”字和“屠”字，正是开封所遭受水灾和兵祸之苦难的写照。
深邃悠远的历史文化积淀和频仍沉重的战乱灾难，不但构筑了开封文化的基础，也造就了开封人蔑视灾难、淡化痛苦的铮铮傲骨，造就了开封人在灿烂和苦难面前的诙谐幽默，轻松坦然。
以开封为中心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豫剧，便汲取了开封文化的丰富素养，体现了开封所特有的苦难特色。
可以说，豫剧是一种以苦难为基础的文化，是一种苦中作乐的艺术。
在苦难深重的乡村，在空旷苍茫的田野上，在洪水过后的残垣断壁间，在一场大战后埋葬亲人尸骨的坟墓旁，一曲高亢而哀伤的旋律响起来，或是祭奠冤死苦死的孤魂，祭祀对敌作战中英勇牺牲的父兄；或是求祈老天开眼，年年都是风调雨顺；或是驱逐邪祟恶魔，让家人健康平安；或是讲述一段扣人心弦的故事，让弯腰劳作的脊背生出幻想的翅膀；或是来一段泥土味的幽默，让苦难的人暂时放下苦难，爆发出笑声……于是，一段戏文就出来了……于是，一个新的剧种就此诞生。
明朝时，在开封周围的广大乡村，一些俗曲、小调蓬勃兴起，并逐渐走入城市。
这些俗曲、小调种类繁多，有锁南枝、傍妆台、山坡羊、耍孩儿、泥捏人、鞋打卦、罗江怨、打枣干、桂枝儿、银纹丝、驻云飞、醉太平、寄生草等等，不仅一般平民百姓喜欢传唱，就是那些自命颇高的文人墨客，在街巷中听到了，也会被优美的旋律吸引，“如获至宝”，情不自禁地唱起来，并感叹这些“出诸里巷妇女之口”的小曲，为“时词中状元也”。
沈德符在《顾曲杂言》中说：“则不问南北，不问男女，不问老幼良贱，人人习之，亦人人喜听之，以至刊布成帙，举世传诵，沁人心腑，其谱不知从何来，真可骇叹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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