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像北京地区的民间流传的明清两代的宫廷故事多一样，中原地区，尤其是河南，流传的有关宋朝的故事，也就自然很多，比如《呼延庆打擂》，《杨家将》---这杨家将通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评书演员刘兰芳的嘴，还曾经红遍了大江南北；这两天下载了河南坠子《回龙传》，其说唱方式完全就是小时候在农村说书的样子，一般是一个瞎子拉弦，说书的右手拿着剪板，左手拿一根用来敲鼓的小棍，黑灯瞎火的时说时唱；记得我听说书的一次一个民间艺人说，光唱不讲，等于隔库挠痒；因为如果一直唱，拉弦的受不了；而如果一直讲，就失去了听唱的“享受”；所以，时说，时唱；这个民间艺人在我们这一代十里八里是名人，那个没有其他娱乐节目的年代，这种民间艺人给我们草根带来的欢乐，几乎是唯一的娱乐方式。尤其是每次说到关键时，一句“且听下回分解”，吊足了草根们的胃口，第二天一天都在盼着天黑，好赶快接着往下听。
我曾想，中原地区之所以流传这么多有关宋朝的故事，当然是因为北宋的国都就在开封，一代代口口相传肯定有不少的故事，另外，开封作为首都，也是当地人民有亲切感和骄傲的一种资本；而洛阳虽曾为九朝国都，但是，都是比较久远的年代，没有北宋这么近-----才千把年的时间。但是，我听了《回龙传》，不禁哑然失笑，因为有好多有悖常理和不符合史实的地方；故事讲的是八贤王赵德芳江南访子，因为仁宗没有儿子，仁宗弥留之际面临无后传位的问题，而这皇帝的大位也就自然理应由八贤王的儿子来坐；为什么呢？因为赵德芳是宋朝创始人赵匡胤的儿子，而本该继位的他，由于杜太后的命令，而使赵匡胤把帝位传给了弟弟赵光义，也就是宋太宗；太宗传位给真宗，真宗又传给仁宗；等于是开国皇帝的儿子孙子都没有成为皇帝，直到赵德芳的六世孙孝宗，才名正言顺地当上皇帝，也算是他们家事隔多年才正式成为真正的皇族；我在想，当初杜太后之所以做出如此决定，一来是赵匡胤是个孝子，二来，肯定是她本人的“私心”在作祟，因为这样一来，她的儿子当中，就有了两个皇帝！至于当中的“烛影斧声”，“金匮之盟”，这些蹊跷的宫廷故事，都是历史的细节，本身的大局是，杜太后想当“两个皇帝的妈妈”，所以才炮制了一系列令后人反复研究的历史事件；其实，《回龙传》所讲的故事，基本上应该属于瞎掰，首先赵德芳只是赵匡胤的四子，真正有竞争力角逐皇位的是他的一个哥哥叫德昭---由于对现任皇帝有明显的威胁，后来被迫自杀；赵德芳本人只活了23岁，而《回龙传》中赵德芳江南访子时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！赵德芳是民间艺人眼里的睿智而贤达的人物，寄托了老百姓一切美好的愿望，正如包公和寇准在民间的形象一样，是被拔高了；可是，赵德芳被拔的太高了，以至于无中生有了；野史的不可信看来是有道理的，司马迁，司马光们所做的工作还是很有历史价值的。仁宗无子是史实，但是，并非贪色所致，而是被惊吓失去了性功能；而接班的也并不是赵德芳的儿子，而是宋太宗第四子濮安懿王赵允让第十三子，即宋英宗 。《回龙传》里还说仁宗贪色，以至于“面如金纸”，骨瘦如柴，而丝毫不提及仁宗的仁政，以及任用范仲淹改革的史实，也不提及他在位期间的金融革命---纸币“交子”的出现；这应该是仁宗最大的贡献---纸币的出现是一场意义深远的金融革命！而仁宗的“仁”,按理说应该是最能打动老百姓的，可是《回龙传》和其他有关宋朝的戏剧里，几乎不曾提及；宋仁宗死时讣告送到敌对国家辽国，竟然“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”，连辽国皇帝耶律洪基也握着使者的手号啕痛哭道：“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。”（宋·邵博《邵氏闻见后录》）,苏轼说：“宋兴七十余年，民不知兵，富而教之，至天圣、景佑极矣。”天圣、景佑都是宋仁宗的年号。即使目空无人的南宋宰相秦桧也曾说到：“昔我仁祖临御，亲选天下十有五人崇论宏议，载在方册。庆历、嘉佑之治上参唐虞，下轶商周，何其盛哉！”南宋名人卫径也称：“嘉佑之治”振古无及。当然，民间艺人关心的不是这个，成王败寇是他们信奉的哲理，谁坐朝廷，才是他们和民众关心的内容；看来，中国的皇权思想是根深蒂固的。那个著名的喝羊肉汤的故事，仁宗就是主角---他晚上办公完之后，又饥又渴，想喝碗羊肉汤，但是忍住了；后来又太监问他为何不提出要求，他说如果他提出来要求，肯定后厨要宰羊，为了一碗羊肉汤而杀一只羊，明显是浪费，所以忍一忍就过去了。这样的好皇帝哪找去？！
有关宋朝的故事在中原地乃至中国流传之多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应该是元朝人的功劳；元朝为外族人建立，而且废止了科举制度，大批读书人突然失去了传统的出人头地的机会，于是就在茶余饭后，编故事，而编又不能编本朝的，只有用对正统朝代---宋朝的思念和美好赞誉来抨击当今的朝廷；而元朝的读书人因为失去了进入高层政治生活的机会，也就变得世俗，所以，元曲应运而生；而更接近草根阶层的民间艺人们便编出来有违史实的《呼延庆打雷》《回龙传》之类的适合在农村街头黑灯瞎火的夜晚演唱和娱乐的“艺术作品”。
在中国人的心目中，儿子继承老子的皇位是天经地义的，曾经的欧洲也是这么个传统；一切的改变都开始于资产阶级革命，让皇家有了体面，又不耽误“国家大事”，这方面，日本，英国，都是成功的典范；上个世界八十年代，政治学者严家其曾经提出了中国文化的超稳定结构，说中国文化之所以少受外来影响，主要是因为中国文化是一种“超稳定结构”，这种结构很难撼动；我想，这只是结果，而不是原因；原因当然和中国文化有关；但是，技术的进步为这一切带了改变。如果英国，荷兰，西班牙等国不发生工业革命，就不可能有新生的资产阶级要求分享权力，也就不会有资产阶级革命；而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，铁路，电气化，电报的发明，促进了人类文化的交流，远在亚洲，美洲的人们才知道了，原来世界上还有比我们先进的政治制度；而互联网时代的今天，一切都像发生在眼前，谁也瞒不了谁。当然了，清朝也曾经派人去西洋考察政治制度，李鸿章也曾经去美国出差，这些之所以撼动不了满清的政治制度，最后还要归因于文化的根深蒂固-----农业文明的封闭性阻碍了变革的到来， 在中国文化看来，火车和自鸣钟，只是奇技淫巧！
当今的中国，有着世界上最多的网民数量，技术问题已经不是关键；官商不分的现状并没有大的改变，铁路，石油，电信，金融，这些“关系国计民生”的支柱产业，仍然在官家手里，属于“国有”，民企几乎无缘涉足。今天中国的情况非常复杂，超出了史学家和政治学者可以明确认知的范围，各种智囊虽也频频“献计献策”，但是，最高层是否会采纳还要看领导人的胆识和胸怀，虽然没有了父传子位的形式，实质也有所改变，如果我们草根有幸，接班人从善如流，也许会有实质的改变，至少，从面相上和一些传闻中看，有这种可能。期待ING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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