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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8岁杨赤戏曲人生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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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影响爱上京剧 遇伯乐唱花脸改变命运

1961年,杨赤出生于大连一个普通人家,年少时家住沙河口区民权街一带。杨赤的父亲是小学老师,母亲没工作。杨家三女一子,杨赤是唯一的男孩。那时全家6口人,就靠父亲每月48元工资生活。童年的记忆里,家里经济从没宽裕过,甚至锅碗瓢盆等所有生活用品上面,都盖着“次品”的红戳。“要知道,次品要比商场里的正品便宜好多。”杨赤陷入回忆。

“我父亲是个标准的戏迷,痴爱京剧。”因为总跟着父亲一起听,时间长了,小杨赤也能咿咿呀呀跟着唱,父亲特别高兴。跟那个时候同龄的小男孩一样,杨赤喜欢踢足球,喜欢打玻璃弹珠。可每当家里的半导体传出京胡和月琴的伴奏声,他就赶紧放下玩的往家跑。因为他知道,父亲又要开始听戏了。

1972年,大连艺术学校京剧班恢复招生,大姐给杨赤报了名。“考试一共有8段样板戏,无论哪一段,无论男女,我都会唱。”经过初试、复试,杨赤被录取了。这一年,他刚满11岁。在杨赤办公室,记者也见到了他入学后一家六口拍摄的一张全家福。照片上小杨赤虎头虎脑,每个人目光中都有着憧憬和喜悦。

入学后,他被分到老生组学习。因为年纪小,加上患了感冒,嗓子发声出了点问题,所以三个月实习期后,老师建议他退学。“校长跟我说,你回家吧,别学京剧了。我当时觉得天都塌了。”回忆起当时的境况,杨赤仿佛又看到那个难过的小小的自己。站在校园门口,伤心哭泣。人生的际遇就是那么奇妙,小杨赤一定没有想到,他会在此时,遇到人生中第一位伯乐——曹艺斌先生。花甲之年的曹先生看到一个小家伙泪流满面,便上前询问。得知孩子因为不能学戏伤心哭泣,这份难得的执着打动了他。曹先生让他现场唱两句听听。就是这一唱,让曹先生认定,小杨赤是个学花脸的好苗子!就这样,曹先生牵起小杨赤的手,把他送到刘金昌先生面前……

从此,杨赤走上了学花脸的道路。后来他师从文涛老师、袁世海老师,一位位老师带他走进京剧艺术更高殿堂。而杨赤也不负先生们所望,在这一领域真唱出了名堂!他的路越走越宽广,先后斩获《中国戏剧》梅花奖、京剧梅兰芳金奖、上海白玉兰奖等多项国家级大奖,直至后来,成了蜚声中外“全才花脸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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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岁父亲早逝 对父亲有遗憾和后悔

时间退回到1972年,11岁的杨赤开始跟从刘金昌先生学花脸。每天晨起练功,白天上课,晚上还要练晚功……枯燥和辛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。“毕竟年纪小,有的时候太累了,回家就有点打退堂鼓。”杨赤说。可父亲总是鼓励他,告诉他“不吃苦中苦,难得甜上甜”,这句话一直让他铭记至今。

杨赤在大连艺校进步很快。父亲听人说,学唱戏需要磨耳朵,最好能买一台电唱机。“那时候家里哪有钱?父亲为此决定,戒酒攒钱!”杨赤说,现在可能大家都觉得,不喝酒算得上什么牺牲?可在那个年代很多家庭里还是男性地位高,尤其杨家,父亲是唯一赚钱的,所以他每个月5元钱酒钱是雷打不动的。“父亲为了给我买电唱机,戒酒整整两年。”1978年,父亲终于攒够了钱。可电唱机买回家三个月,55岁的父亲就因为脑溢血辞世。

“我永远忘不了,父亲去世那天,是我第一次在台上主演《打焦赞》。下午他给我送到汽车站,还嘱咐我好好演。”没想到,这是父亲对17岁的儿子说的最后一句话。等杨赤演出完,剧院门口有一辆车正等着他,将他直接拉到医院。他这才知道,父亲已经去世。

“后来我有了儿子,就越来越能体会父亲的心情,体会到他那种爱和期望。我在儿子的成长中,也尽量做到不缺席。”杨赤说,直到今天,他觉得人生中最大的后悔和遗憾都在父亲身上。因为父亲最期待他成角儿,却没有看到那一天。“有一次我们去外地演出,有同行的父亲跟着去。我看他站在台边看儿子演出,台下掌声雷动,我眼泪就止不住流下来。他的父亲比我父亲幸运多了……”杨赤说,那是他最想念父亲的时候。他多希望,自己在舞台上的成功,父亲能看到。他多希望能自豪地告诉爸爸:您儿子成了角儿了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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遇恩师情同父子 扛起袁派艺术大旗

采访中杨赤说,他觉得自己是个非常幸运的人。遇到的都是德艺双馨的好老师,也赶上了我们国家和戏剧发展最好的时代。杨赤毕业后,恰逢改革开放带来文艺事业百花齐放。勤于学习,再加上天赋和悟性,他很快在传统戏《秦英征西》中崭露头角,技惊四座!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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