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碧玉簪故事”自明代流传至今，以多种艺术形式为载体，曾经出现过多个版本。3月8日，京剧《玉簪缘》在天津滨湖剧院首演，为这个戏曲舞台上的老故事又增添了一个新版本、一种新讲法，笔者作为编剧之一参加该剧创作，得以重温这个故事的前世今生。
戏曲舞台上的许多剧目，有着几乎完全相同的结构模式、人物关系，只在具体情节上有所差异，例如：由《张协状元》 《王魁》 《琵琶记》 《金玉奴》 《潇湘夜雨》等剧目组成的“状元负心戏”系列，说的都是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的急遽变化给知识分子带来的精神冲击，以及因此而引发的家庭矛盾、社会矛盾。而《碧玉簪》 《香罗带》《御碑亭》 《元宵谜》等剧目，表现的都是谨守妇道的女子因遭猜疑而受到的不公正对待，姑且称之为“贞女遭疑戏” 。这些在戏曲文学中反复出现的人类基本行为，承载着特殊的精神现象和价值取向，并在后世不断被延续和复制，成为文化传统中具有传承性的文化因子，相当于文学母题。
文学母题能够作为一个故事中最小的成分在传统中得到持续地、反复地书写，必然“具有某种不寻常的和动人的力量” ，那么，“碧玉簪故事”的“不寻常”与“动人”又在哪里呢？今天，我们已无法获知这个故事最初的作者是谁，只能把明传奇当作它最早的版本，在数百年的流传过程中，它被宝卷、宣卷、弹词等多种艺术样式讲述着，被众多地方戏剧种演绎着，直到1924年才被京剧大师程砚秋先生移植到京剧舞台。“碧玉簪故事”的情节线索很简单：大家闺秀张玉贞受表兄陆少庄陷害，被新婚夫君赵启贤怀疑品行不端，因而遭遇种种精神折磨，幸而最终真相大白，夫妻团圆。显然，这个故事的男女主人公虽为才子和佳人，却并非以表现情爱为重点的“才子佳人戏” ，全剧矛盾冲突的焦点是男女主人公之间的误会，而这恰恰是本剧最不寻常、最动人的要素。在漫长的封建社会，无论贫富贵贱，女性都一样背负着沉重的精神枷锁，活得战战兢兢，把一切有关是非曲直的判断、一切对于幸福的期待都寄托于男性的良心，在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往往求告无门。“碧玉簪”唱出了女性们从古至今累积于内心的悲愤，这也是为什么梅兰芳先生在大正时代的日本演出《御碑亭》时，引得台下无数女性观众落泪的原因。“贞女遭疑”常局限于家庭伦理，不似“忠臣遭忌”那样气势磅礴、场面开阔，但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讲，它们或许恰如一个双面镜，映照出封建强权统治下、封建道德桎梏下，中国人曾经历过的集体伤痛。
在“碧玉簪故事”的早期版本中，不仅宣扬封建道德的用意很明显，还掺杂着浓厚的迷信色彩，明明是受害者，而女主人公对于丈夫的冷暴力却只能这样说：“不怨天来不怨地，不怨夫君待奴轻。不怨爹娘来错配，只怨奴的命生成。 ”申诉当然也可以，却要为这微弱的反抗承担严重后果——不能生育、落发出家、被父亲一脚踢死、为丈夫纳妾等等。这样的观念早已成为糟粕，但这些早期版本也形成了一种对我们很有帮助的思路——“碧玉簪”探讨的不是爱情问题，而是一个女人应如何看待自身命运的问题。在很长一段时间，观众对这个故事的态度十分纠结，既承认剧情的现实性，既喜欢女主人公的温婉多情、知书识礼、善良隐忍，又不喜她这样委曲求全，不愿接受一种实际近似于悲剧的美满，更不愿看到三个年轻人统统毙命的惨剧“三家绝” 。1920年，越剧小歌班艺人马潮水根据婺剧等对“碧玉簪故事”进行了一次大胆改编，尽量剔除宿命论的糟粕，形成了从“庆寿许婚”到“送凤冠”的基本框架，在上海首演大获成功。可以说，这次改编让“碧玉簪”脱胎换骨，成为一出悲喜交集、充满浓郁生活气息和喜剧色彩的家庭伦理剧。其后，该剧几经修改，并多次被搬上电影银幕，而由吴永刚执导、金采风等主演的越剧电影《碧玉簪》上映后引起轰动，更引发了学术界围绕该剧结局进行的大讨论。一方坚持大团圆结局的积极意义，另一方则谴责女主人公反抗精神的缺失，甚至将其称为封建礼教的“奴才” 。最终，争论双方谁也没能说服谁，但这场讨论的价值就在于它充分说明：在20世纪初得到重新书写的《碧玉簪》 ，还有尚未解决的问题，而这个问题在当时依然无法解决。
从艺术角度来看， 《碧玉簪》最大的问题就是女主人公的被动和缺乏行动力，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沉闷，也就是戏曲界常说的“温” ，相对于地方戏，程式化更为严格和完备的京剧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得更为突出。于是，尽管有动听的程派唱腔， 《碧玉簪》还是渐渐受到冷遇。为了让戏火起来，不止一位程派名家曾尝试着进行改编，而李世济老师则于上世纪80年代，在范钧宏、徐城北两位著名剧作家的协助下大胆将剧名改为《玉簪误》 ，除丰富情节外，还创作了大量新腔，并增加丑角的戏份，以达到增强观赏性的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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